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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掉学区房,得先“干掉”公立学校

时间:2018-06-12 08:59:28 来源:

  作者|阮聿泓

  来源|健一会投资

  学区房让这一代的中国父母很焦虑。创新工场曾经喊过一个口号:抱团打群架,干掉学区房。

  这个口号提得很有创意,也很有勇气,但在现阶段,几无实现的可能性。

  若将学区房的价值解剖开来,一间学区房的市场价约等于“房屋实际价值+择校费”。只要名校资源一直存在,学区房政策不变,学区房的市场价便会一路看涨,“干掉学区房”便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学区房焦虑症的根源在公立学校身上,要想干掉学区房,得先“干掉”公立学校。而这,是比前者更为渺茫的任务,但并非不可能。在现阶段的中国,已经有若干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让孩子在家学习,由家长自行授课。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数据,在中国,这个学生群体至少有上万人。

  从法理上来说,《义务教育法》并没有把孩子在家学习这条路堵死:

  但从具体实践效果看,孩子在家学习的负面效应也非常明显:

  孩子的教育质量受制于父母的教育水平

  无法感受在学校中所能营造的同伴文化

  需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不理解与压力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郑亚旗那样有郑渊洁这么个“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双丰收”的好爸爸,在家学习对于家长与孩子来说都需要长时间的自律和行之有效的学习框架。

  第二种途径是让孩子进获得IB(国际文凭课程)认证的国际学校,放弃国内学籍,与国际对接。这种途径对家庭财力的要求比较高,在北京上国际学校,一路下来没有百万银子是搞不定的。有些国际学校甚至要求是外籍,如果要匹配这个目标,投入的精力和财力就更多了。

  全中国有125所IB认证学校,分布在16个省份,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上海、北京和广东。在北京共有23所IB学校,分为公立学校国际部、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和民办私立学校三类。

  这两种途径对于公立学校的“反动”主要采用了回避的方式,在健一君看来,它们都不如第三种途径来得更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北京市小学空间分布图(图片来源:经济学季刊)

  第三种途径是公立学校内部的自我革命。公立学校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将老师与校方摆在权威地位,将学生视为流水线上的产品,按照社会产业需求进行大批量复制。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以来,公立学校体系所产生的各种不适应和弊端已经为各个层面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所意识并指出,但公立学校由于承担了培育公民价值观、提供社会流动性等政治和社会功能,其变革速度远慢于僵化速度。

  中国公立教育环境犹如进入了一个囚徒困境:学生们陷入苦海,家长们怨声载道,顶层设计关于教改与减负的呼声也响了多年,大多数地方手握资源,却缺乏执行的动力和智慧,毫无作为,死气沉沉。

  公立学校僵化的表现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第一个是班级制。学生一入校门便“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固定于“x年x班”的位置上,也即“铁打的学生”。其弊端是流动性差,严重扼杀学生的主观学习动力。同时,由于一个班级中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而授课老师能力与精力有限,无法做到针对不同水平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因此很容易形成好学生“吃不饱”、“差”学生当陪读的分裂局面。

  第二个是授课制。每个学科均由固定老师对固定班级进行授课,也即“铁打的老师”。学校教育既定理念将教师默认为“专家”,教师的专长作为合法知识的来源,构成了传统课堂教学的合法性。其弊端是教师易于固化为权威者的角色,师生之间是“你教我学”的单向关系。

  第三个是学年制。按学年来评测与承载学生的知识容量,其弊端是过于刻板,学生只能按照既定课程表完成学业,若是遇到生病或别的急事,便会无法跟上学习进度。

  针对公立学校的这三个“痛点”,学界也分别开了三帖药:用走班制取代班级制,用选课制取代授课制,用学分制取代学年制。

  取消原有的班级单位,仅保留年级,该年级学生可以自由选课,教师固定于某学科教室中,也即“铁打的老师,流水的学生”。每个学科均设置固定学分,学生在较长的固定时间内完成所需学分即可,期间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自由安排自己的学习进度与学习强度。

  美国有80%公立中学已经实现走班制,而中国现有公立中学中有92%依旧是班级制。早在30年前中国国内就有中学在尝试走班制教学,而今采用较多的是班级制和走班制并存的制度,如“必修课坐班+选修课走班”或“必修课走班+选修课坐班”,例如北京市海淀区的十一学校、深圳中学、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等等。

  十一学校标识,一方一圆,一加一减,很中国也很现代化,简洁又充满寓意,秒杀国内大多数中小学乃至大学的logo。

  公立学校变革步伐之缓慢、变革难度之大,会给我们造成”公立学校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错觉。实际上,现代公立学校从诞生到今天,也不过百余年历史。

  现代公立学校发祥于美国。

  在公立学校制度全面建立之前,美国的主流教育制度是学徒制,家长全权负责孩子的教育,孩子们在自己家里、农场或是师傅的工场里学习实用技能,主要通过”示范-观察-指导-实践”的方式掌握技能,家长(师傅)通过观察对孩子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估,师生关系主要通过亲情维系。家长的诉求是子承父业,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各个阶层一代又一代通过学徒制实现自我复制,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几乎为零。

  公立学校制度能全面战胜学徒制,成为美国乃至后来发展成为全球主流教育体制,是由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运动神奇地促成的。

  第一大功臣要属现代印刷术,它的出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而不仅仅是靠经验传承的实用技能。

  宗教在这里面也发挥了大作用,虽然其本意未必是促成世俗教育的形成。宗教改革运动领袖们动员人们学会阅读,这样他们才能通过阅读来自己学会《圣经》上讲的事情。

  革命力量也希望更多民众接受良好教育,他们相信,教育可以提升民众对于各类政治势力的理性判断,从而做出明确的政治决定。

  最后的功臣当属工业革命,它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旧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强迫美国人搭建起一套符合当时经济生态与年轻群体脾性的教育体系。

  进入公立学校时代,国家便取代家长成为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方,学习地点从家庭搬到了学校里,老师们通过“讲授-问答-背诵-作业-讨论”等方式传授知识,批量生产符合社会需求的“有用人才”。校园里的孩子们分化成两类:一类学生掌握了学习技巧,成绩优异,热爱学习和校园;另一类学生不适应学校教学方法,成绩靠后,厌倦学习和学校。国家的诉求则是通过学校这个工具传递与培育植根于本国的价值观,并为社会各阶层流动提供平台和机会。

  按照信息时代的发展路径,在遥远的未来(不知道健一君这一代能否看到),公立学校时代将会被终身教育时代所取代。每个人的教育水平由自己负责,而不是为家长或国家而读书,任何人可以在家里、学校或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学习。学的不仅仅是技能或是知识或是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和如何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有形资源和虚拟资源。学习方式也不再是枯燥的模仿和记忆,而是通过人与人或人与机器之间的互动完成学习过程。所有人学习的动力不是别的,只是因为自己喜欢或对自己有用。

  这样的状态,离咱们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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